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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带一路料掀起国内第四次投资热潮

发布时间:2021-01-21 16:27:19 阅读: 来源:灯盘厂家

“一带一路”料掀起国内第四次投资热潮

3月28日,《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》公布。从国内层面看,“一带一路”可能点燃继1993年、21世纪初入世和2009年“4万亿”之后的第四次投资热潮。随着“一带一路”战略进入落实阶段,投资低迷的趋势可能出现逆转。  一、新供给主义:

摒弃需求紧缩,加快供给改革  2014年初开始,决策层首先在需求端采取更加积极的调控政策,标志性事件是央行在2014年1月通过SLF锁定利率上限,随后央行又在2014年4月启动定向降准和PSL,这种定向货币宽松在二季度取得一定效果,经济增长也短暂企稳。但到了2014年下半年,在房地产的拖累之下,经济增速再度下行,决策层随之进一步调整思路,不再拘泥于定向的思路,而动用了所谓的全面宽松工具,即降息和降准。  表面上看,在这个阶段已经放弃了需求紧缩,开始进行“中国式供给主义”的尝试,即“需求端宽松+供给端结构改革”的政策搭配。实际上,由于主客观环境的影响,需求端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宽松,甚至还是偏紧。  从货币政策来看,还是偏向“稳健”。货币松紧关键要看利率,从去年降息到现在,尽管实体中的贷款利率有所下行,但银行间利率不降反升,就连春节后都没有出现传统的季节性宽松。面对这种情况,央行虽然下调了逆回购利率,但还是连续四周净回笼,这种“有价无量”的操作导致银行间短端利率一直下不去,这直接制约了长端利率下行以及银行配置实体资产的意愿,也制约了实体融资成本的下行。  从财政政策来看,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有较大空间。横向来看,我国的预算内赤字率一直比较保守,而近两年的一些客观原因也进一步制约了财政步伐。财税改革的推进导致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有些力不从心,尤其是“43号文”相当于给地方政府戴上了债务的紧箍。同时,房地产下行导致土地财政大幅受限,地方政府失去了最重要的收入来源,政府性基金增速大幅放缓。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,导致去年以来预算内和预算外的公共支出几乎大幅下滑,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式的“财政悬崖”。  所谓的积极财政和稳健货币在实际执行中似乎变成了财政货币双紧,这似乎并不符合当前经济转型升级的要求。一方面,偏紧的政策加剧了传统产业的下行压力,可能会造成系统性金融风险;另一方面,新兴产业的生长空间也可能在偏紧的政策之下受到挤压。  所以,我们预计决策层可能会在宏观管理的思路上有所调整,2015年可能就是具有转折点意义的一年,这一次转折的核心抓手就是“一带一路”战略的实施,这不仅会改变中国的宏观政策取向,而且可能改变经济运行逻辑。  二、“一带一路”战略可能  掀起国内第四次投资浪潮  历史上看,任何一个新兴大国在经过起飞的初期都是依靠投资和出口,而经过高速的投资和出口增长后,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、经济增长点青黄不接的时候,都容易陷入产能严重过剩的困境。这个阶段往往需要政府政策思路的大胆突破和转型。美国在二战之后推出马歇尔计划,日本上世纪70年代提出列岛改造计划,都是如此。这两个计划对美国和日本经济带来了深远影响。如今,“一带一路”大战略也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重大转折点。  从国际层面看,这是中国在新常态之下对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改造计划,也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重构亚洲乃至全球秩序的一次战略尝试。过去中国的开放是以贸易为中心的、被动的单向开放,未来中国的开放将是以投资为中心的、主动的双向开放,既要引进来,又要走出去。  在连续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,我国不仅积累了巨额国内财富,同时积累了大量的海外财富。截至2014年,中国已拥有6.3万亿美元海外资产,净资产达到1.8万亿美元,是仅次于日本的全球第二大海外净资产国。但遗憾的是,如此庞大的海外净资产一直伴随着“负收益”,这主要源自对外资产和负债结构的不匹配,即我们的对外资产60%以上是央行手中低收益的外汇储备,对外负债则有接近60%是高成本的外商直接投资,两者的收益差导致我们在手握巨额净资产的同时,却要向别人支付投资收益。从宏观上讲,这实际上是通过牺牲GNP来换取GDP,并不符合国民福利最大化的原则。  扭转这种困境的关键在重构国家的资产负债表,即加快非央行部门的对外直接投资,优化对外资产结构,提高对外资产的战略收益。过去央行集中管理外汇资产的结果是大量配置美债等资产,这种资产不仅经济收益低,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为美国和美元做了嫁衣,妨碍了人民币国际化,不符合中国的利益。现在通过“一带一路”等国际战略的实施,推动国内企业赴海外投资,既能推动国家对外资产的多元化,又能拓展中国的海外存在,推动战略外交,一举两得。  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的重构还将深刻改变国际金融版图,未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将大有作为,有望打破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、IMF和亚洲开发银行对国际金融版图的垄断。历史上,日本和美国在这个阶段同样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,而当国家需要通过对外产能输出化解产能过剩时,外汇储备恰好可以用于为国内企业的海外拓展提供融资支持,最好的方式就是建立多边金融机构。美国主导建立了世界银行,日本主导建立了亚洲开发银行,这一方面可以支持本国的海外投资,另一方面也让两国在国际舞台上掌握了更大的话语权。这正是目前中国最为需要也最为欠缺的,而亚投行的出现将彻底改变这一窘境。英国 、德国 、法国 、意大利等美国的西方盟友已经先后宣布加入亚投行,韩国 、澳大利亚也确定加入,由美日垄断的国际金融版图开始悄然瓦解,这或许意味着一个金融多极化的新时代正在到来。  从国内层面看,“一带一路”可能点燃继1993年、21世纪初入世和2009年“4万亿”之后的第四次投资热潮。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经历了三次投资热潮。第一次是1993-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前,各地掀起市场经济的第一波投资热潮,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创纪录的62%;第二次是2003年,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产能收缩告一段落,在2001年入世的制度红利和人口红利叠加的影响之下,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迎来黄金增长期,推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连续三年保持25%以上的高增长,直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;第三次是2009年,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压力,决策层推出“4万亿”的一揽子刺激计划,当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30%,拉动中国经济迅速触底回升。在那之后,投资便在产能过剩的压力之下持续回落。尤其是2013年以来,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20%以上大幅滑落至15%,创2001年以来新低。不过,随着“一带一路”战略进入落实阶段,投资低迷的趋势可能出现逆转,中国经济的第四次投资热潮可能即将拉开序幕。  从纯经济角度看,相关项目建设将直接或间接拉动投资和经济增长。我们根据公开收集的信息统计,各地方“一带一路”拟建、在建基础设施规模已经达到1.04万亿元,跨国投资规模约524亿美元。考虑到一般基础设施的建设周期一般为2-4年,2015年国内“一带一路”投资金额或在3000-4000亿元左右;而海外项目(合计524亿美元,每年约170亿美元)基建投资中,假设1/3在国内,2015年由“一带一路”拉动的投资规模或在4000亿元左右。考虑到基建乘数和GDP平减指数的影响,我们预计将拉动GDP增速0.2-0.3个百分点。  更重要的是,“一带一路”可能重新改变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,新一轮的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可能随之引发。各地方政府都已经认识到,“一带一路”是当前最重要的国家战略。从2015年地方“两会 ”透露的信息来看,各地都在上项目,对接“一带一路”战略,希望把自己打造成“一带一路”的关键节点。这可能使地方政府被压抑的投资冲动重新爆发。  总体来看,决策层宏观管理的思路可能在2015年出现重大转折,从紧缩需求倒逼结构性改革的思路,逐渐转向需求扩张配合供给改革的思路,而“一带一路”就是这种转变过程中最重要的催化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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